杜立,学院2013级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本科就读于湖北大学金融学专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为我校2012级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并获全额奖学金,2013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钱雪松,主要从事公司金融事务研究。
在硕士一年级时,杜立由于成绩优异,获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时候,是否读博,这个艰难的选择摆在了杜立面前。本科阶段未曾涉足科研领域的他,在硕士一年级时,在很好地完成了专业课程学习之余,跟着导师开始了科研之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对经济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虽然如此,用杜立自己的话说,读博却是件“机会成本”大得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情。“因为读博意味着要多花3到4年的时间在学校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也就放弃了进入社会历练来增长经验的机会,也放弃了其他很多的选择”。此外,“许多已经参加工作了的同学已经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实现了经济独立”,这也让杜立倍感压力。
而最终,杜立还是选择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提起当初的选择时,杜立说道:“大概算是一种冲动吧,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又或许,这不仅仅是一种冲动,而是一种骨子里的“冲劲”。在湖北大学就读期间,杜立的生活丰富多彩,投身各种学生工作中去,许多社团活动也不乏他的身影。他说,“我喜欢尝试各种事情,在尝试的过程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更好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路该要延伸到何处”。而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很好的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入学习研究的机会,何不去尝试呢?“与其花大量时间纠结,不断地进行‘trade off’,不如大胆地放手去做。只有勇敢地去尝试过后,才能真正明白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别人的经历与经验始终是别人的,实践才能出真知,许多东西只有自己真正地尝试过后,才能有自己的判断”,杜立说到本科阶段带给他的一些启发时这么说道。也正是这种面对选择的态度,让他对读博这件事有了去尝试的想法,成为了他做下读博决定的助推器。
博士三年级的他,已经发表了多篇优秀的论文。其中,2015年11月发表于A类期刊《管理世界》的《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广受各界的赞誉。2015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这篇论文获得一等奖,并作为优秀论文在年会上作报告。2015年10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金融学年会上,也作为优秀论文并报告。
这篇赞誉满满的论文,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从论文的主题的确定,到数据整理,论文结构安排,形成初稿,以及无数次的修改润色,再到最后文章正式发表,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半。
杜立说道,做科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而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这篇论文的参考文献多达80篇,其中包含许多外文文献,阅读量要求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在确定研究的答题方向之后,为了正式确定课题,还要做大量的阅读,经过不断的尝试,数次的修正,最终才能把课题确定下来。在这之后,对数据的搜寻、处理与分析,到得出结论,以及最后论文的写作与不断的修改,更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学术研究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遇到问题时,杜立说自己也有想过要放弃,但是在导师的鼓励和同门的支持下他坚持住了,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思路,最终完成了这篇文章。
“做科研,还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大多数时间,能够打交道的,只有一堆文献和数据。”这么一件枯燥又孤独的事,当被问到是否觉得辛苦时,他这样说:“做科研是很辛苦的,但是这种辛苦,只有当你经历过后,回首往事时,才会觉得辛苦,而在我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有兴趣作为支撑,因此并不觉得辛苦”。
科研这件事,若是没有兴趣作为驱动力,是难以坚持下去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正是处于对经济学研究的热爱,对基于我国特殊体制背景下公司金融相关问题的浓厚兴趣,才使杜立定下心来潜心阅读相关文献,学习相关方法,就货币政策利率传导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有效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会有这篇论文的诞生。
此外,他的论文《环境政策是“次优”贸易壁垒吗?--兼论中国环境政策的内生性》发表于《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另一篇论文《利率市场化对企业借款价格的影响:趋势、效率和政策含义》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被作为优秀论文报告,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准备投稿。
一辆缺少动力的马车,是不可能成功抵达目的地的,而若是拥有强劲的动力却跑错了方向,南辕北辙,更是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他相信“尽人事,听天命”,听从自己的心声,确定自己的方向后,做好自己手边的事情,相比漫无目的或者好高骛远的空想,来得重要得多。在他看来,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处于最舒服状态的事。而今,杜立十分确信,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也很庆幸自己当初做了正确的选择,现在正循着自己内心的渴望,在学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